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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李新政下的经济热点透视——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

【导读】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一次引起世人关注:新一轮中央与地方博弈再度上演。在改革的“时间窗口”尚未关闭的条件下,“习李新政”是否能够通过市场决定论、政治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城乡一体化改革、对外开放体制改革等手段,为民营企业的“破冰”创造条件?

1123日,由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主办、深圳市清华大学校友会·博商同学会承办的“博商名师大讲堂”第十三期“习李新政下的经济热点透视——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举办,本次活动邀请了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经济发展专家顾问魏杰作为演讲嘉宾。魏杰教授用深入浅出的语言,从市场决定论、政治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城乡一体化改革、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六个方面,为现场700多位博商同学分析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民营企业再次腾飞的利好环境,为在座的民营企业家们带来了希望与信心。

当天,五百人的会场却挤进了近千人,没有座位的同学干脆在墙角、过道席地而坐。据工作人员反映,因迟到被拒之门外却“不死心希望伺机溜进来的”还有上百人。会议的组织方领导、深圳博商同学会创始人之一曾任伟、秘书长郑义林等只好主动让座,坐到了台阶上。

 


第一部分:市场决定论


所谓“市场决定论”,意思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按照该原则来改革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核心就是释放民营经济的活力。那么,如何释放?总的来说,有五个方面:

 

一、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平等

 

我们要做到5个方面的平等:政治,法律,资源配置,投资机会,竞争。

与过去三十年大有不同的是,该次决议中明确提出改革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么一个情况,即市场决定论。那么如何改变?总体原则:放活民营经济,也就是充分释放民营经济的活力。要想放活,就要做到: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平等权利;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过去就是因为各种不平等,所以导致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种阻力。

《法人》杂志每年都会公布企业家的犯罪记录,我们发现十年来排名前三的为:行贿,非法集资,涉黑,这实际上源于体制的不平等性。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五大权利要彻底平等。资源配置上要把以往民营经济不能介入的部门放开,包括资源垄断部门。该次会议前国务院曾发文,彻底向民营经济放开金融,电力,电信,石油,石化等垄断领域的投资机会,调动民营经济的积极性。有些话有些人没太注意,实际上有根本性的变化。过去用“是”“也是”来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这次用“同样都是”,意味着真正的平等。我估计这可能会推动《刑法》《民法》的修改。你想想,官员如果拿了国有企业的钱,是贪腐罪,最高死刑;而拿了民营企业的前钱,是侵犯罪,最高5年,所以民营企业家老害怕别人拿自己东西,因为法律上没有平等地位,保护力度很差。只要《刑法》《民法》作出修改了,也就消除了民营企业家们对投资的恐惧。

三中全会会后,一位民营企业家对我说:魏老师,平等地位真的非常重要,想当初自己创办一个企业,年年为贷款发愁。最近国有企业一入股,银行马上授信5个亿。你看,这就反应了改革的迫切性。

 

二、保护产权

全会决议提到:“公有制经济产权不受侵犯,非公有制经济产权同样不受侵犯。”“公权部门不可随意侵犯非公有制经济产权。”过去认为私有经济是万恶之源,所以对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不够严格。然而,只有保护产权,民营企业才能安心发展。为什么民营企业想往外走?还不是因为怕赚的钱被别人收走。这个人不是别人,主要是公权机构。公权机构包括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两部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首先得解决公权部门不可侵犯非公产权这个问题。

首先,凡不具有司法权的政府机构不可查封企业或个人产权。司法权对应着财产,钱是谁的,是司法机构说了算。政府没有司法权,就没有权利查封产权。除了之前政府授予司法权的个别机构,如海关和证监会以外,其他机构均没有查封企业和个人财产的权利。

其次,具有司法权的政府机构亦不可随便查封产权,而应以立案为标准。我们知道,立案是很艰难的一个过程,因此也等于限制了司法机构的权利。

第三,司法权应逐渐独立于政府之外。过去司法权未独立于政府,经常发生个别部门侵犯他人产权的事件。例如发生在深圳,深圳法院的介入往往不利于非深圳的企业。现在凡是涉及产权的问题,需要更高层次的法院介入。未来地方法院院长的任命也不再是地方,而是高院。如果可以逐渐实现司法机构垂直,脱离政府的利益关系,将对保护非公经济有巨大作用。

 

三、大力发展混合制经济

不管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所有经济成分可以融合进一个企业中,因此未来企业没有性质标准,不能简单地判断是公有制还是非公有制。这种经济不仅有国有资本控股,而且强调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控股。比如,有些非公有制经济运作得好,国有经济就可以搭便车,同股同权,同样能获得好收益。各种经济成分都有各自优缺点,取长补短,形成新的经济力量,就能带动企业发展。这次强调非公有制经济控制的混合经济,对民营经济发展将是利好的。

 

四、加速国企改革

第一,国企主要转变为投资公司。国有资本应逐渐淡出经营,由经营方变为投资方。如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是由新加坡财政部负责监管、以私人名义注册的一家控股公司,具有政府背景,但是只投资,不经营。经营活动最擅长的还是民营企业,一旦政府介入,就会发生问题,比如我们的钢材,水泥,都是政府干预,结果导致产能过剩;但是像纺织业等,没有政府干预,就不会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

第二,投资方向主要为公益性事业。国企要退出竞争性行业,放给民营经济更多的投资领域,而要干民营经济不愿干的。

第三,国企收益的30%上缴国家,一部分资本划归社会保障账户。如果老百姓能享受收益,就可以降低社会保障金的缴纳,减少企业压力。老告诉是你的,而你又享受不了收益,那就是假的,实质上是利益集团的。

比如英国铁路,虽是国有,但资产属于全体人民,而客运、货运是私有的,是各个企业竞标的结果。监督方为英国铁道监管办,它的权利是保持铁路资本增值和安全,其工作人员由国会任命,定时向国会报告,年底时盈利上缴国会,然后分给各个家庭。国内国企的利润由利益集团把控,老百姓享受不了,所以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重大阻力。再比如,英国电信公司也是政府垄断,但它是股份制的,全体人民均为股东。如果董事会出现可能危害公众利益的决定,国家财政部在其中有一股叫黄金股,也叫特权股,可以否定董事会决定。由此一来,英国电信发展的好处让人民享受了。反观咱们国家,电信业被三大巨头垄断,结果国家有好处,但价格高居不下,个人实际上没有好处。

我在广州参加民营企业座谈会,大家都认为这次全会对民营企业是利好的。我说,只要方向确定下来,事情就好办。当然,还是有人反对,理由是认为只有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经济的基础,那我想问非公有制经济算什么?都是一个妈生的,难道公有制经济就是合法,非公有制经济就是私生子?

要想贯彻以上政策,第一个是要改变思想。私有制不是万恶之源,不要对其有道德上的谴责,更不能歧视;第二个是要修改法律体系,像《民法》《刑法》,保护私有经济产权,消除民营企业家们的恐惧,让他们放心投资。

 

我们除了对公有制经济提出要求外,也要对非公经济提出要求:希望我们民营企业家们不断释放正能量。除了创造就业机会、生产优良产品、向政府提供税收、为环保贡献力量外,还要提高民营企业家阶层的档次与水平。

第一个要做到的就是遵纪守法。我们企业家们应该正确对待财富,财富对人是一种考验,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就会出现负面影响。不能因为有了钱就无视法律,动不动就想把谁摆平。之前有个富翁,因为倒车问题和行人起冲突,最后把人家撞死,判了个死刑。他的亲戚对我感慨道:魏老师,问题还是出在钱上。有了钱,人要低调点,不能嚣张。

然后是尊重人权。一定要避免对内无法团结,对外不能处理和社会的关系。一次我对一个朋友说,听说富豪排行榜把你排在了第65位?对方答道,那是瞎排,我至少排第5。当时我就觉得这哥们儿脑袋有问题。还有一次招商大会,省里派副省长到场祝贺,一个当地企业家不顾领导在场,公然大骂政府,副省长递纸条请求给点面子,对方还是不理,照骂不误。你看,这就是很难协调和社会的关系。有钱后要低调点,太高人一等会给自己带来灾难。

再就是承担责任,包括社会责任和公益责任两部分。责任不会去找穷人,穷人没有多少能力承担大的责任,所以我们民营企业家就要肩负这个责任。社会责任我前面说过,创造就业机会、生产优良产品、向政府提供税收、为环保贡献力量。公益责任,也就是慈善,属于道义,这个不强迫。

最后就是学习。现在是信息化社会,对信息的捕捉非常重要,如果你不学习,那就会被淘汰,因为信息传递和变化都太快。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民营企业寄予厚望,民营企业家需释放正能量,这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思想上若有偏差,则很难成功。

 



第二部分: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核心是“简政放权”。 

一、向社会放权

 

这体现在四类民间组织的建立:慈善类、商会类、科技类、社区管理类。政府主导的慈善机构,比如红十字会,公信力差,几乎没有人愿意捐款;相比之下,姚明基金就运作得很好。我们学校有位老教授去世前把遗产全部捐赠给农村读不起书的孩子,因此组建了一个基金会,其成员由退休的老教师担任,捐赠地的企业家也义务帮忙。可如果在民政部注册成立,需要5年,省政府注册要2-3年,假如通过红十字会,还要组建办公室,花钱雇工作人员,层层扒皮。过去慈善机构由政府主导,未来会转变成民间。商会类和科技类也一样,直接到民政部登记就行,不需要和政府挂钩,你说挂钩有什么作用?他们是外行,什么都不懂。再就是社区管理类,街道办迟早要撤销,别小看街道办主任,官虽然小,但是贪腐很重。如果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大家就能自己想办法解决该解决的问题,比如哪里该栽树。事情交给政府做,成本高,效率低,同样的事情交给民间,成本低,效率高。

 

二、向市场放权

像资格认证,品牌评选,都交给市场;还有谁能上市,谁不能上市,上市应该由审核制转向注册制,由投资者决定,即市场决定,政府就不要管。如果上市由政府审核,大家都想办法公关政府,公关成功后,一上市就圈钱,圈够了就走人,你让股民怎么办?美国的股市是盈利的,每个家庭都会买股票,因为能获得一笔收入,据统计,他们平均每两年换一支。我们呢,一天能换二十次。一百个人里,一个赚钱的,两个持平的,剩下的九十七个都是赔钱的。这么个情况,所以就造成了股市投机而非投资。

 

三、向企业放权

(一)企业平等参与政府事务,政府不再是资源配置主体

政府参与的市场活动包括土地买卖,公共基础建设,以及政府消费。企业若要平等参与政府事务,那么政府就需要退出资源配置,资源配置的主体应该是市场。要去行政化,推动市场化,那么土地就要拍卖,公共基础建设就要招标,政府消费就要采购。即使是铅笔,政府也要贴出公告,谁的质量好,价格低,我就买谁的。最近在征求意见时,有人反应招标猫腻挺多,但我认为,只要方向定好,就可逐渐完善,因为利益相关者相互之间可形成约束。比如安徽一个当地政府要修公路,某个公司说自己曾经负责过两次公路建设,结果就拿到了标,但是别的公司举报说根本没这回事,人家一查,果然是假的,当然也就取消了它的资格。我们要转换一个思想,调动“坏人”监督“坏人”,这是一种进步,对公共利益有利。王石曾说,过去土地不拍卖,万科拿不到好地段,走向拍卖后,谁钱多就给谁。这就是放权的好处。


(二)政府由经济建设中心转为公共管理主体

政府要由经济建设的中心转为公共管理的主体,企业才是经济建设的中心。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政府要出现第三次转轨。毛泽东时代提出以阶级斗争为中心,邓小平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三次则以公共管理主体存在。未来评价政府管理水平的不再是GDP,取而代之的是四个标准:社会公共服务做的怎么样,民生能否得到保障,是否是公平竞争,宏观经济环境如何。

 

(三)由审批制转为备案制

未来,审批制将转为备案制,政府职责仅限于公布准入条件、提供负面清单。负面清单指什么不能干,这在国际上是非常流行的。新一任领导人对审批制深恶痛绝。克强总理曾举过一个例子,一个刚毕业大学生发现家乡当地没人开书店,所以想自己创业开一间。结果数了一下,要盖37个章子,而且书店开张后不断有人检查,今天一批明天一批,你说,这让人家怎么经营?西方国家备案依据采用“第三方凭证”,比如邮局邮戳。在国内,没有第三方备案,靠的是政府自己。只要去政府机关,不是领导不在,就是章子不在,一直拖,留下“公关”的空间,这就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目前备案制处于形成阶段,备案依据还需要各方讨论。最近建立的上海自贸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供负面清单。很多人误解了自贸区的意义,以为只是中央对当地的优惠政策,实质上它是一个改革样板。通过这个样板,我们可以知道哪些法律在自贸区可以不施行,那么将来也可在自贸区外停止使用。

 

(四)企业具有体制选择权和投资经营权

未来《公司法》要修改,工商登记要变,资本金由实交制改为任交制,赚钱了就缴税,不赚钱就不缴,这是企业的权利,只要市场认可就行。非要搞实交制,结果出现“虚报资本金罪”“偷逃资本金罪”,要它干嘛?年审制改成年报制,大家都不用麻烦,我赚了多少,告诉哥们儿你一声就行。当然,还要进一步深化讨论,和国际对接。投资经营权是企业的,只要市场认可,我能赚钱就行。政府干预的结果就是产能过剩,比如水泥,钢材。政府不干预的,比如纺织,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政府一旦介入,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干脆交给市场。市场会作为评价指标,政府只提供公平监管的环境就可以了。

 

(五)企业获得完整的输送主体的地位

当以市场为导向时,企业和政府不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企业依法经营,政府依法管理,两者成为博弈关系,博弈的平衡在于公平公正。政府只控制三大宏观政策,包括:货币,财政,国际收支,以此向企业释放市场信号,企业根据市场信号进行生产。这对企业又有了新的要求,需要企业看懂宏观政策。美国大型企业设有“首席经济学家”,专门为企业解读宏观政策并提供建议,同时向政府喊话。未来看懂宏观经济数据很重要,不然无法判断市场走向。在美国,由于中小型企业支付不了“首席经济学家”的费用,所以美国中小企业局会聘用一帮经济学家,为中小企业释放宏观经济信号。在中国,只要派一个脑子好使的人,送他去对地方,半年就可以出师了,然后签订一个协议,让他为企业服务十年。央行,中央财政部,商务部,海关,国家统计局这五个机构的数据要看懂。别人都觉得难,其实不难,今天弄懂一个,明天弄懂一个,积累下去,就都会看了。未来的政府是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所以要善待企业。依法执政,政府和企业就是阳光下的博弈;若把企业逼急了,企业就会进行非阳光下的博弈。前段时间西部某一官员对我说,魏老师,改来改去,当官还有球意思?这说明改革触碰到了某些人的利益,自然会遭到有关方面的反抗。决议中有意见的人不少,这很正常,因为是利益调整,必须打破利益集团的阻滞,向前迈进。李克强总理对此很重视。

 


 

 

第三部分:金融体制改革


这一部分改革的提出,反对声音较小,在我看来可能成为重点。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利率市场化。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应由市场决定,应该是需求者和拥有者讨价还价的结果。以存款利率为例,我估计存款利率会放开,但是从大额度存款开始,比如五百万。二是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升值与贬值,关键在于市场。三是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中的可持续兑换,有利于民营资本对外投资。四是允许民营经济组建中小银行。这类银行的一个特点就是区域性服务,另外,它的存贷款利率会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吸引更多的存款和贷款项目,对大银行产生冲击。所以今后银行可能会面临一轮调整和裁员,未来的银行需要的是更高层次的综合性人才,即懂得把握市场规律。目前《存款保险金制度》还需完善,从而有助于实现中小银行的发展。五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像我前面说的,上市由审核变为注册,政府不该管的问题就不要管,完全交给市场去判断。

因听课人太多,前排领导嘉宾主动让座,直接坐到地上。

  

第四部分:财税体制改革

 

一、税收

(一)扩大直接税的比例,降低间接税的比例

在座的各位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在缴税,比如喝一瓶水,也要缴税,这个税不是直接缴给政府,而是转嫁到了企业身上。扩大直接税的比例,意味着赚钱才缴税,不赚钱不交税,如果赚不了钱也要缴税,那企业还怎么活?另外,还要取消营业税,推进营改增。收税也要分对象,哪些是高税收对象?高污染,高能耗,奢侈品。提高这些产品的税率,有利于提高收入,也有利于结构调整。间接税若由70%降到30%,对企业和个人都是一种解脱。

 

(二)综合所得税、专项所得税相结合

我们日常生活中各种需要缴纳的税综合到一起,占了收入的45%,根本不利于个人或企业投资。目前国家规定个税3000起征,到底为什么是3000?我到现在还没搞懂。10000以上就45%,那谁还有动力进行投资?只有综合所得税、专项所得税相结合,将人均收入向一个合理的方向进行调节,这样才会对企业、个人利好。

 

(三)稳定税赋

稳定税赋,得做到三点。首先,税收不和经济增长挂钩。你不能说经济越富裕缴税越多,富人们赚了钱都缴了税了,谁还会去投资?这不利于民间财富增长,即所谓的“鞭打快牛”。如果能稳定税赋,那么对经济发达地区,比如北上广,是利好的。其次,个税起征点的问题。

刚才说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3000,缘由不明。而且这一规定没有考虑到赡养(老人)、抚养(孩子)、基本生活要求(住房)。现在老是说年轻人不尽孝道。国家不给钱,怎么尽孝道?个税的起征,应该在充分保证赡养老人、抚养孩子、满足住房的基础上考虑,也就是个人所得税变将成家庭所得税。第三,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光说立法,没有三五年根本没法做,因为要调研各阶层的意见。如果要上税,可能会给富人上,即给高档住房上税,而什么是高档住房,要界定清楚,同样是1000万,北京中关村的100平米不用缴税,而郊区300平米的小别墅要缴税,显然不合理。决议中虽然对房地产没有提太多,但人们很关注,所以在此讨论一下。本次全会前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房地产问题,但是会议只讲了什么是政府要做的,什么是市场要做的,其实就是把房地产放给市场。

 

在住房问题上,政府的职责是提供保障性住房。既然是保障性住房,那就不可能很大,像香港公租屋一样,得摆架子床,因为它只提供你最基本的居住需求。保障性住房的特点有三个,一是面积小(只满足基本需求)。二是使用者是穷人,因为是花纳税人的钱,不是谁都可以住的,所以只有穷人才能住。三是只住不卖。这种保障性住房约占整体住房的20%左右。其他的住房就交给市场,让市场根据供求关系自行调节,而这种调节遵循着市场的三大规律:

 

(一)房价由供求关系决定

供过于求,房价下滑,我估计今年年底到明年第一二季度在某些城市会发生。相反,供不应求,房价上升。房地产开始进入有涨有跌的时代。曾经有一个做地产商的学生,受邀在一座海边城市盖房,他问我:魏老师,你觉得这种投资收益大不大,我说你先等等,我让在校学生给你做个调研。这次调研主要针对人口聚集度和外需情况两个数据,结果发现,那座城市人口聚集度全国排名第127位,外需基本为0,所以不应该投资。但是那个学生不听,一下投了十几个亿,结果只卖出去3%,压力非常大。还有一对从国外回来的海归夫妇,想要在中关村买一套房,结果以中关村为中心5公里内已经没有新楼盘,最后买了一套200平方米的房子,共花1600万。这就是房源短缺的结果。从以上两个例子我们看到,市场需求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二)价格收入比

房价贵不贵由买的人的经济力量决定。5个亿的资产不住5000万的房子就亏了,人走了,钱还没花。身价没有5000万,偏要住5000万的房子,也不现实。不少人想在海南岛投资房地产,我们知道,海南岛是特征很明显的旅游地产。有人花5000万买了一套别墅,添置了高档家具和名酒,还雇了两个保姆。结果呢?一年就住两个月,酒都让保姆喝了。你说如果5000万拿去投资,一年的收益起码几百万,用这几百万,在海南岛住十星级的酒店都能住很久,因此算比较利益的话花5000万买一套别墅真不划算。我也曾经劝一些房地产商,不要盲目高价拿地,钱收不回来是要吃大亏的,投资前一定要考虑价格收入比。

 

(三)多层次需求体系

富人和穷人都要买房,房子就是刚需。支付能力不同,住房面积不一样。穷人钱少,就住小一点,富人钱多,就住大一点。你不能规定房子都不能超过150平米,这没有道理,那我有钱,买两套打通不也一样?一刀切是会导致投机取巧的。所以总的说,还是要分类指导,区别对待。

我们的地产大体上分为两类:商业地产和居住地产。商业地产又包括工业地产和服务业地产。一个城市如果工业化程度高,服务业地产就值钱,如果工业化程度低,则工业地产值钱。深圳前海新区,在我看来应以服务业地产为主,毕竟深圳属于工业发达的城市,按照规律,投资服务业地产是没错的。

居住地产又分为保障性住房,一般性住房,高级住房。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要循序渐进,缓慢执行。一般性住房能满足普通老百姓“居者有其屋”的梦想,所以要回归消费本性,把投资和投机排斥出去。有人问我,魏老师,现在买房能增值么?我对他说,高级住房,也就是第三类住房,具有中长期的投资价值。上海某个高档住宅区,价格18万一平方米,一天卖完,为什么?地段好,有钱人多。高档住宅要交通便利,环境宜人,基础设施完备,满足这个条件的地段越来越少,而中国的富人越来越多,所以高档住房是很有投资价值的。将住房类型区分开,按市场规律走,有助于促进橄榄球型社会的形成。

 

二、预算

首先要有全面、透明的预算体系,花了多少钱,花在哪里,这个要清楚,纳税人的钱不能糊里糊涂地没了。第二,政府财政、事权相协调。中央钱多事少,也就是财权大,事权小。地方就反过来了,什么都要做,就是没钱,也就是财权小,事权大。这样地方就不愿意啦,凭什么我啥都要做,钱又不多?财权、事权要相协调,才不会产生矛盾。第三,财政计划向财政支出倾斜。美国经济之所以复苏,原因有四:第一,恢复实业,这是奥巴马明确提倡的。第二,加大技术产业投资,大家有目共睹,美国的技术目前为止一直是全球领先。第三,页岩气开采技术的突破,提高了能源的利用率。最后就是橄榄球型社会,很穷和很富有的人都很少,大部分是中产阶级,所以社会很稳定。

 

 

第五部分:城乡一体化改革

 

一、民生体系

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组成了基础民生体系。农民工和城市市民应该属于一个体系,但现在是不同体系。有人在城里干了二、三十年还是农民工,融入不了城市。为什么?因为跟城市居民不在一个保障体系内。等农民工有了后代,就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成为留守儿童,由爷爷奶奶带大,隔代抚养,但这不符合成长本性,而且会发生各种问题。要知道,未成年人性侵犯的受害者大多是留守儿童,因为父母不在身边,他们根本不懂得如何去处理。第二个选择是带孩子进城入读“农民工子弟学校”,但是小孩子从小就会有种不公平的心理:凭什么城里人的学校条件那么好,我们学校条件那么差?政府后来取消了农民工学校,允许农民工子弟入读公办学校。可是资源有限,需要各种审核,盖30个章子。有人跟我说,想要办成事,得送红包。曾经有一个孩子的母亲为了孩子上学,到处跑着盖章子,全部盖完后才发现其中1个已经过期,再重新盖一次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在街上找人刻了一个假章盖上,最后被发现,判了个“伪造文书罪”。老百姓其实很善良,帮他们办一件小事,人家就会记在心里。现在倒好,“收信封”成了风气,导致这个阶层对政府的意见很大。

 

二、土地制度

在我们国家,农业和非农业土地也属于不同的体系。国有土地可以抵押,转让,工商登记,农业土地就不行。现在有人提出两种思路,一种思路就是土地私有,一种思路学城市,70年使用权。前一个目前不能实现,因为这样一来土地又要回到“资本家”手里了;那么只有考虑学习城市,允许农民转让土地的使用权。

 

(一)鼓励转让、抵押、重组农业用地

鼓励转让、抵押、重组农业用地是很有必要的。一家一户无法面对大市场,大生产才能面对大市场。一旦土地转让、抵押、重组成熟了,对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农民收入问题都是很有帮助的。“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三元牛奶没有受到影响,为什么?因为对于三元牛奶来说,种植和养殖是第一车间,他们按照自己的方法养牛、产奶,从不收购别的奶农的奶,所以控制了奶源,质量就有保证。全聚德烤鸭也是一样。然而问题还是有的,比如农民带土地入股企业,只想签个两三年,然后提高价格,因为如果签个七十年,只对孙子辈有好处,对自己没什么好处。而企业希望能签至少五十年,毕竟时间太短无法保证大农业生产和发展。这一方面还需进一步协调。

 

(二)建设用地同权同价

过去只有政府能买卖土地,现在如果农民也可以,那么政府的利益就会受到巨大冲击。但是,土地的规划由政府主导,就算你卖地,如果政府不规划,那你还是不能建设,如果建了,就是违法。像最近政府严令禁止的小产权房,虽然从法律层面讲需要取缔,但是当地人盖的房不是一两栋,而是几十栋,居住人口有四五万,非常庞大,而且居住时间非常长。有人采访一个老人家,问对政府取消小产权房的看法,她说谁要敢动她房子,她就和谁玩儿命。如果几万人和政府玩儿命,这是相当了不得的事。

 

(三)宅基地买卖

宅基地适当时候可以进入市场交易,抵押贷款,工商登记。有人担心一旦宅基地出售后,会有大量非城市人口涌入城市。以前有宅基地,起码还有个退路,现在没了,城市贫困人口会产生流离失所问题,形成贫民窟,造成治安混乱。要我说,不同地方情况不一样,不该一刀切,千差万别留给地方政府探讨,弄几个试点,尝试宅基地买卖,如果效果好,就可以逐渐放开。

 

三、户籍制度

目前我国户籍制度是:小城市限制完全取消,农村户口转到小城市是没有限制的;有序放开中等城市限制,研究大城市落户相关问题,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像北上广。在发达国家,比如德国,是没有户籍限制的,你要问他是哪里人,他就说是德国人,因为他在德国很多地方呆过。德国人三十五岁之前没有具体居住地,只要带一本护照,一本社会保障卡,到相关部门登记就行,两分钟搞定,走后消号。但我们国家城市人口太多,所以必须控制。


第六部分:对外开放体制改革

 

一、全方位开放体制

过去对外开放是因为外汇短缺,现在则是严重过剩。所以全会对于对外开放的政策,既强调出口,也强调进口,既强调吸引外资,也强调中国资本走向世界。过去政府花了27万亿人民币收购外汇,钞票印得太多,通胀压力很大,想用外汇买资源、技术,或者直接投资都不被外国政府允许。李克强到欧洲,希望欧盟放开中国资本的投资,但是欧盟不肯,原因是中国不是市场经济,而欧盟是市场经济,就像打羽毛球和乒乓球,规则不同,没法玩儿。没办法,逼着中国政府搞资本运作,买国债和企业债券。中国政府目前对美国国债持有太多,一旦美国政府由于各种原因赖账,钱也就收不回来了。以目前的情况看,资本运作能保值就不错,想要增值很难。如果再让外汇进入中国,压力会更大。张高丽副总理指出:未来三年内,中国要进口十万亿美金产品,加大五千亿以上的对外投资。在阻止外汇过多进入中国的政策环境下,企业家们现在应琢磨靠进口赚钱。国家对资源、技术、民生产品的关税降低,因此可以考虑这方面的业务。

另外,中国资本没法对外进行直接投资,难度大,当地政府也不允许。台湾为什么迟迟不放开大陆资本进入?因为一旦涌入,买地建房,不要五年,就把台湾整个买回来了。全世界都不放开中国的直接投资,因为一旦放开,就会有大批土地、不动产变成中国人的,相当于在本国内又成了一个中国。所以这次全会中对对外开放强调“双向”,就是为了缓解外汇压力。

 

二、企业和个人是对外投资的主体

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开展对外投资,会引起外国政府的恐慌。所以,企业或个人应成为投资主体,可行性会很强。比如南非,其实土地非常肥沃,只是当地人没有进行充分开发。河北保定经贸委的一个主任在南非考察,觉得大有市场,于是带着几千人去种菜,还办起了学校。在国内是经贸委主任,到外面就变成酋长了。我们的军舰为什么要开到那么远的地方?一个原因是反恐,另一个原因是保护外国侨胞。当地政府不管发生什么政治冲突,不要威胁到华人财产和人身安全就好。只要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保障,对外投资还是值得鼓励的。

 

三、沿边开放

中国和许多国家在陆地上是接壤的,沿边开放政策鼓励这些接壤地区彻底开放,促进人员、货物的流通。像一些互惠互通的基础设施,比如公路,我们鼓励邻国修建,甚至中国政府帮助他们修,但是前提是和中国这边的公路接壤,方便互通有无。还有之前提出的新丝绸之路、中巴经济区、新东南亚格局等等。李克强总理在泰国推销中国的高铁技术,为的也是这个。上海自贸区的开放新加坡是很有意见的,因为这威胁到了当地的经济格局。深圳毗连港澳,在沿边开放这一方面更是大有空间。我们要紧紧抓住政府的这次战略开放机会,为企业和个人带来理想的收益。

(文/魏杰   整理/朱之翰